互补东西 兼容古今的艺术集成者--简析李斛人物画

2009-06-23┋来源:未知┋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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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斛先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和他的前辈徐悲鸿、蒋兆和,同辈画家宗其香等,与同时代发展起来的浙派人物画家群体中的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等,共同推动了南北呼应的新中国人物画创新实践高潮的形成。我未曾有缘谋面李斛先生,作为后学,先是通过各类画册刊物认识他的作品,后来陆续在展览会上见到他的原作,并对其一直心存敬仰。

    就艺术流派而言,李斛先生与徐悲鸿、蒋兆和先生同属于现实主义艺术流派范畴,即秉持现实主义创新精神、侧重具象写实风格一路,但在表现技法上又有着独特的差异之处。从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后,其水墨人物画风格发生着淡化素描、水彩手法,强化中国画线造型和平面略加明暗体积的渲染技法的渐变,画风清新俊逸,人物形象刻画传神生动。如果说《嘉陵江纤夫》(作于1946年)、《工地探望》(作于1954年)、《广州起义》(作于1959年)等作品更多的是运用笔法粗犷写意的水墨皴擦与渲染,水墨与设色的兼容性还显得生涩的话,那么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幸福的保证》、《披红斗篷的老人》和《印度妇女像》等作品,则在注重人物形神表现的同时,更多地发挥了笔墨与色彩交融浑化的自然效果。从改变或弱化已有的明暗造型方法,到逐步确立起中国绘画观察对象、表现对象的平面结构特有手法,既保持形的微妙与入微,又在墨与色的交替互补中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这对于一位艺术逐步臻于成熟的中国人物画家来说,不仅是一个成功,也是一种由浅入深渐进式的升华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斛先生的人物画艺术,在徐悲鸿、蒋兆和先生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历经半个世纪后,今天重读《披红斗篷的老人》,仍不失为水墨写意画课堂习作的经典之作。而《印度妇女像》中,灵动的笔墨技法,与色彩恰到好处的渲染,更可谓水墨肖像(或依当年的称谓——彩墨)的精品代表作。特别是创作于1960年的《女民警》,更是充分体现了李斛先生娴熟的人物形象塑造、简约舒朗的线结构与明快洗练的表现手法,令时人耳目为之一新,一扫旧时人物画的陈腐气息。笔者以为,李斛先生的这些作品既有别于徐悲鸿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与近乎平图的赋彩方式所呈现的徐氏水墨画面貌,也有别于蒋兆和受制于光线明暗所取的线造型与墨皴染形象结构的实写画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也许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美术学院展开的素描教学大讨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随便乱扣,造成当时人人自危的险恶氛围,从反面促使李斛先生有意识地研修传统画,进而深得民族艺术精华的三昧所使然,他在较短的时间里悄然完成了艺术创作风格的转换,成功推出了新作《关汉卿》。作品中肖像主人形神兼得,剧作家的睿智神态与刚正秉性呼之欲出,流畅劲挺的衣纹疏密有致、繁简得宜。这无疑是中西兼容实践富有创意的成果。李斛先生由此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属于他的人物画创作方法和表现技法,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人物画革新创造中的重要地位。尽管从艺术史的角度,能够理性地判断李斛人物画的独特与成功之处,但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动辄乱戴帽子、上纲上线的特殊年代,这种“兼容”、“革新”在成功之前曾经显得多么不自信。

    在近百年中国绘画史上,不乏有倡导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和力主革故鼎新、鼓励创新等不同观点、走不同路径的激烈争论,也有过偏执一端而贬抑另一端、一元统一多样的文艺思想的极端之举,影响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辩证地看待历史,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艺术主张、不同学派及其实践者,都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为中国绘画的现代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如果客观地看待问题,谁也不能否认,各自所存在的局限与偏颇。在今天,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和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促进多样并存和谐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风格,都有其创意、生存、发展的空间和获得尊重的权益。只有各种不同的艺术流派均能相互包容共生,百花争艳竞相媲美,才能使当代中国美术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令人欣慰的是,我们适逢并置身于这样一个大好的历史时期,李斛先生倘九泉有知,相信也会为之欢欣鼓舞。

    当代中国人物画及其未来的发展之路和学术价值取向,一直是我们应该加以关注的课题,同时它又是学术界一个常说常新、与时俱进且无有止境的话题。欣悉李凡、李蓉、李芸三兄妹为纪念李斛先生90周年诞辰推出画展,以兹缅怀先人。仅以此短文表达对李斛先生及其艺术的敬意。(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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