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

2010-05-18┋来源:未知┋网友评论

  • 打印
  • 网摘
  • 分享
  • 推荐
  • 字号

  前些日,李学勤先生在《光明讲坛》上发表谈话时说:“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近百年中,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出土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料。这些出土文献在史学界可以补正传世文献,在文字学领域可探求古文字的发展变化规律,在篆刻领域则无疑增添了丰富而新颖的入印文字素材。

  中国篆刻是由古代实用印章的制作和镌刻而发展成为艺术的。狭义的“篆刻”专指印面文字(或图像)的设计和刻制,是以铁笔“写”出篆文为主的造型(包括结构与线条)来表现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具体可概括为字法、章法、刀法三大要素。在实用的历史时期,印章的用途、形制、制度和入印文字的时代性、地域性的差异,以及印材和刻制方法的不同而导致或决定了印章风格的多样性;换句话概括地说,就是印章的实用性要求客观上促使了其蕴藏的篆刻艺术风格的创新。比如纸质媒介物代替简牍之后,实用印章的形制由小变大,官印文字由白变朱(直至宋代印章加大尺寸使面印文屈曲缠绕成九叠篆),给印章的刻制带来新的课题,从而新的印章风格也就在这一转换中诞生了!然而,当实用印章走向篆刻艺术独立之后,那些长期以来在实用中约定俗成的形制、字法、章法、刻制法等逐渐转化为篆刻艺术本质的规定性,后世篆刻家要创新,只有从主观上并带有刻意性质地去鉴古求新,同时结合审美的时代特征而推陈出新。这样,除了在章法、刀法上的微变创新以外,依据新发掘整理的古文字材料由字法的变化而导致篆刻创新更是很好的突破口,因为前人早已强调篆刻艺术是“七分篆三分刻”。

  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字是指先秦时期的文字,现在所说的古文字范围一般是指隶书成熟之前的文字。《现代汉语词典》释“古文字”义为:“古代的文字。在我国指古代传下的篆文体系的文字,特指秦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这“篆文体系”的广义古文字概念在篆刻领域内应用是非常贴切的。从历史上富有典型特征的汉字载体来看,古文字主要类型特征有:甲骨文、陶文、砖瓦文、古玺文、摹印文、钟鼎文、古币文、权量诏版文、汉金文、楚简帛文、石刻文字、瓷押篆文等等。从篆刻的角度,根据篆文的形式特征来看,古文字主要类别有:甲骨文、金文、鸟虫篆、古玺文字、简帛篆文、缪篆、小篆等。印学中所讲的广义古文字,可特指某载体类型,也可泛指某形式类别。有关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至少从宋代已经开始,当时出现了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是在宋代发端。宋代还有不少精研古文字的学者著书立说,如赵明诚所著《金石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另外,吕大临编的《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可以看成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的衰落时期,但收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较为盛行,且内容比较广泛,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尤其是乾、嘉之际,开始收集、发掘与整理古文字材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日益丰富和提高,大大超过了以前。而且,有关古文字的汇集著录专书也相当多,仅《说文》研究一类就有几十种,其中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成为“说文四大家”。另有钱大昕、钮树钰、姚文田、严可均、顾广圻等等或抉其凡例,或稽核异同,均留下不朽之作。直至清末吴大澂作《说文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首开以《说文》体例编辑古文字字书的先河,掀开古文字整理研究的新篇章。

  近百年来,古文字资料的发掘整理更具有科学性,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古文字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即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如1928—1937年间的殷墟考古发掘共15次,出土了大量甲骨文,1948年正式开始科学整理。解放以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有些品类是前所未见的。如楚简、战国中山王器铭文等等。1978年,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并定期出版《古文字研究》刊物,在古文字整理方面的成果大大超越以前,仅字典类工具书就不胜枚举,影响广大,其中分类字书代表作有孙海波《甲骨文编》,罗福颐《汉印文字征》、《古玺文编》,商承祚《石刻篆文编》,顾廷龙《古陶文孴录》,张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张颔《古币文编》,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徐谷甫《鸟虫篆大鉴》,葛英会、彭浩《楚简帛文字编》,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等几十种,其余玺印、封泥、泉、镜、石、陶、砖、瓦文之属亦各有专录,蔚然巨观。综合类字书也有徐文镜《古籀汇编》,高明《古文字类编》,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无闻《甲金篆隶大字典》,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等,另有篆刻字典一类的工具书等等。总之是琳琅满目,取之不尽。这些古文字工具书的大量编纂,加上现代先进印刷技术出版汇集的古文字实物图录能真实地再现原貌,体现原味,为扩大入印文字的取资范围大开方便之门,为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

  事实上,应用古文字资料求篆刻创新,古已有之,从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过渡期间,有识之士就如此主张。最早有此记载的是元代吾丘衍的《学古编·三十五举》,其三举曰:“学篆书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二十五举又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明代朱简在《印章要论》中也提出:“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是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又说“《泉志》载历代钱币之文,可考文字之变。”在篆刻创作实践上,元代赵孟頫径自倡导以小篆入印,使朱文印如长风舞袖,婀娜多姿,形成面貌一新的“圆朱文”风格,因其产生时代,迄今仍另被称之为“元朱文”。

  清代古文字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渐多,篆刻家的眼界更加开阔,清初徽州程邃率先以金文大篆入印,导致了古穆质朴印风出现,成为“徽派”篆刻之领军人物;至清代中期怀宁邓石如一出,将出土古文字资料融会贯通,篆刻风格别开生面,他人评曰“印从书出”。其后,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篆刻大家无不从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中汲取营养来创新或完善他们自己的印风。

  近百年来新发现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日益丰富,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无疑起到推进作用。综观今日印坛,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下列五大方面。

  1、甲骨文印风

  近百年来甲骨文的发掘与整理,不仅是从数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甲骨文字的形体与契刻技巧,及其章法布局乃至甲骨文字拓片的自然构成之美,激发了篆刻家的浓厚兴趣,为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有人取甲骨文字入印,著名的有丁辅之、王雪民、杨仲子、易大庵、简经伦、秦士蔚、谈月色等,其中以简氏作品为多且成就为高。当代探索甲骨文印创新者渐多,尤以余杭刘江老先生最为执著,其甲骨印风安祥稳重,厚实沉着,深含韵律与生命;金陵苏金海先生是甲骨文印创作的中坚,其刀法猛利劲健,布局寓巧于拙,印风平中见奇;吴门林尔亦以甲骨文印为专攻,用刀干净灵巧,布局以印面契合文字,气息优雅,曾获“全国六届篆刻展”提名奖。其他零星刻制甲骨文印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西泠印社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征稿中还特别要求参评者必刻甲骨文印一方,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印风的发展。甲骨文在结字和章法上较后世文字有更大的灵活性,除了少数简单的字以外,绝大多数的字都有几种乃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其笔画的多少、形体的长短、结构的安置都相当随意。章法上字距与行距都不严格相等,左行右行也无定式,这些可变性特点为甲骨文印布局取势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也拓展了甲骨文篆刻的创新空间。从而为篆刻艺术在古玺文字、金文、缪篆、小篆之后又添加一种字法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艺术中国

____
  • 宋松峰
    宋松峰
  • 何士扬
    何士扬
  • 傅亚成
    傅亚成
  • 何西
    何西
  • 金心明
    金心明
  • 孟昭君
    孟昭君